浅说汤显祖的善政

　　汤显祖十五年从政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五年在遂昌任上度过。前十年中，大部分在南京担任闲职。之后被贬到广东徐闻，再量移至遂昌任县令。当时“遂昌斗大县，赋寡民稀，故学舍仓庚、城垣等作俱废。”这样一个艰苦环境中，汤显祖有了深入了解风俗民情、体察民间疾苦、发挥施政才能的大好机会。“用古循吏治邑”、“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汤显祖在遂昌任上有诸多的善政，值得评说。

　　汤显祖善政的思想基础
　　1.受罗学思想的影响明中期的儒学，以王阳明“心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逐渐壮大，其代表人物为罗汝芳。十三岁时，汤显祖从罗学，受其“赤子良心”的哲学思想和“以德化民”的政治主张所影响，遂有了“予天机泠如也”之感。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不仅是仁爱之心的传受者，更是生活上的良师和循吏的楷模。罗汝芳在地方任职或掌管刑狱时，遵循“所至不事刑扑”的原则，用仁爱之心去感化，引其向善。在《宁国府乡约训语》中，记载着罗汝芳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与民休息。这种“以情理之”的德政，与汤显祖在遂昌的做法有许多相似之处。汤显祖被贬谪徐闻时，发展了“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贵生说”，与罗汝芳的思想核心“生生之仁”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正是这种尊重人的本性、求得万生平等的理念，使他们拥有一份仁爱之心，这也是汤显祖民本思想形成的基础之一。
　　2.受晚明思潮的影响
　　在晚明思潮中，有两位思想领袖——僧人达观与理学思想家李贽，与汤显祖引为至交。他们的思想也影响着汤显祖“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形成。
　　达观虽为僧人，却是一位性情中人，一生十分关心政治。这位身在世外，心忧世民的热心僧人用佛教的宽容、慈善、仁爱，劝诫豪强之人，表现了对世间万民的深深怜惜之情。达观于时于运的豁达之情，对于汤显祖久居困顿的际遇，是一剂良方，如诗《达公过奉常时予病滞下几绝七日复苏成韵二首》中言：“病注如泉气色微，看人言与病人违。不因善巧令欢喜，簾外纷披五彩衣。已分芭蕉欲尽身，绕床心事见能仁。朱门略到须回首，省得长呼达道人。”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汤公的言外之意，黑暗的明王朝使有志之士竞相病溃，唯有志同道合之人的相互扶助，方能坚守自己的信念。达观的坚忍、悲悯和为民请命的慷慨之情，是支持汤显祖实践“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精神力量之一。
　　汤显祖与李贽多为神交，两人因“狂”相似，引以为友。李贽是反封建礼教的斗士，一向以“异端”自居，反对孔孟之道，强调个体价值。汤显祖也曾被称为“狂奴”，他在李贽病逝后曾做《叹卓老》一篇：“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对于李贽的逝世，汤显祖表现出豁达不羁之情，不认为这是坏事，反添一处狂放，颇有点庄子击缶而歌的狂态，在他内心，却是佩服并理解李贽的。在天理与人欲相对立的时代，自然之人近于狂放之人，大不容于世，却最是清醒之人。这些“狂”大多表现在敢于同豪强势力做斗争，李贽如此，邹元标如此，汤显祖亦是如此。这一份狂狷之情，为汤显祖日后在遂昌执政为民，提供动力。而李贽的“童心说”与汤显祖的“至情说”，有着相通之处，也激励汤显祖为民办实事、与虚假腐败的现实抗争。
　　3.受政治改革家的影响
　　晚明政治改革家赵邦清，为人公正刚直，知行结合，体恤百姓，对汤显祖的施政理念产生很大影响。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进京上计，途经山东滕县，时值大旱，百姓困苦不堪。赵邦清身体力行，为饥民赠粥施药，深入穷苦地方视察灾情，这一亲民、爱民、为民的形象给汤显祖留下深刻印象。五年后，汤显祖再次上京献计，经过滕县之时，昔日“三年积粟止十二石”，而今“积金乃嬴三千，谷踰六万”。滕县早已旧貌换新颜了，而赵邦清本人却衣褐食秕，生活俭朴。除此之外，赵邦清还带领百姓，逐亩丈量田地，对于有意隐瞒的乡绅豪强决不迁就。汤显祖对赵邦清的政绩给予很高的评价：“（赵之法）移以富一国，又何同而不遂以富乎。”治县与治州、治国、理天下之法实大同小异，汤显祖自己在遂昌的执政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赵邦清的做法。汤显祖曾说自己“不善为吏”，为了更好地治理遂昌，为百姓谋福祉，他二过山东滕县“考察”，虚心向赵邦清取经。这种虚心负责的态度和敬业精神，值得历代为官之人学习。
　　4.受好友的影响
　　另一位对汤显祖“以人为本”政治理念有较大影响的，便是遂昌籍官员郑秉厚。汤显祖第一次赴京春试是隆庆五年（时22岁），与郑秉厚（时36岁）同一考场。汤落第而归，郑中进士，到江西南丰任县令。此后六年中，汤又两次春试不第，除出外游学外，大部分时间住在家乡。临川与南丰很近，同属抚州，故汤显祖对郑秉厚在南丰勤政爱民的事迹，相对比较了解。郑公入谏垣，有弹劾京营侍郎孟重之举，疏中并及张居正、冯保，直声震世，却被斥外官。郑公任江西南丰知县六年，政绩显著。撤悍兵，保一方平安；均田赋，尽出诸豪所隐田；兴学育才，时与学官诸生讲德经义，几年之间擢科第者十余人。离任之际，南丰百姓遮道挽留，郑公挥泪勉慰，久乃得去。之后，南丰思念益深，为郑公立碑于南台山，建祠于平政桥畔，并将其治迹载入遗爱录中。
　　汤显祖与郑秉厚在秉性、为官志向和际遇方面略同。郑公去世后整六年，即万历二十一（1593），汤显祖量移遂昌任知县，这是一次美丽的巧合。次年，抚浙中丞王公以礼来谒郑公墓。郑之子孔授请县令汤显祖为其父撰写神道碑（墓志铭）。汤知县欣然命笔，着重写郑公南丰为官爱民施仁政的事迹和南丰人民对郑公的思念之情。曰：“公去若干年，而予始来知遂昌，式其乡。”“我来遂昌，有意其宗。”汤显祖非常敬仰郑公的操行和胆略，有意仿效前贤郑公，勤政爱民，造福一方。
　　汤显祖善政的表现形式
　　1.人道主义
　　在遂昌五年，汤显祖未拘一个妇人，公役未取一个赎金，未打死一名囚犯。其在《平昌送何东白归江山》诗序中说：“予听狱或答囚过，当辄意授晓视之，无恙而后即安。民或斗股相杀伤赴庭下，辄先咐晓谨护之，而徐听其讼……以故五年中县无斗伤答击而死者。”又说：“尝夜半虎伤童子，急呼予。予起燎逐虎。召晓，取巨胜膏……灌童子愈。”可见汤显祖对治下百姓的关心和爱护。尤其突出的是，他竟在除夕之夜把囚犯放回家与亲人团聚；元宵节组织囚犯到河桥上观花灯，让他们体会“绕县笙歌”的欢庆气象。其在《平昌河桥纵囚观灯》诗中写道“贯索从教”，实际上是一种人道感化教育，是一种安民政策的体现，这和汤显祖的整个人道主义思想是一致的。
　　2.以人为本
　　首先，重视农耕。汤显祖非常重视发展农业，鼓励生产。每年春天，他都备上花酒，率众到近乡举行劝农仪式，规劝那些“抛荒游赖”抓紧农事，耕植桑麻。他在《班春二首》中写道：“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盛与花枝各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体现出了施政者休养生息和为民着想的理念。其二，驱除虎患。遂昌虎多，经常伤人，汤显祖从驱除虎患入手，进而缉捕盗贼，严厉打击了不法势力。他曾亲自率领兵丁到白马山一带猎虎。汤显祖在《遂昌新作土城碑》中写道：“杀虎十七而勒杀盗酋长十数人，县稍以震。”其三，兴教化人。汤显祖刚到遂昌，不顾舟车劳累，就跟着学官和诸生员去看讲堂，看到全县唯一的讲堂破败简陋，便振学兴教。短期内汤显祖兴建许多工程，其费用并未加重老百姓负担。他建相圃书院，除学租外，费用从诉讼的罚工和所罚的木材中取得。汤显祖的这些措施，为遂昌的文教事业打下基础，使后世代代受益。难怪清代遂昌进士吴世涵称赞汤显祖“留得山城遗爱在”。其四，重用人才，造福百姓。如江山县人何晓懂民间秘方，视脉敷药有奇效。汤显祖知闻，便将他请来，聘为狱医，朝夕五年待为上宾。
　　3.不事权贵
　　在张居正当权的岁月里，汤显祖两次会试两次落第，在名利面前，他宁愿断浮华也要洁身自好。张居正死后，汤显祖考中进士。不久，新一任的内阁权臣申时行、张四维又来招他入幕，承诺让他参选原无资格参选的庶吉士。汤显祖最终还是拂却了申、张的“美意”，只去南京做了个由七品到六品的闲官。汤显祖与平步青云的政坛之路，再次擦肩而过。但也正是汤显祖那决然的一甩衣袖，让世人永远记住了他的凛然正气和洁白操守。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汤显祖从未放下那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目睹官场积弊，为之痛心疾首，愤而无情抨击；对于那些忠于职守，因揭发纠举权贵而遭贬谪的御史，给予深切同情，并上奏《论辅臣科臣疏》。结果因为得罪权贵者，汤显祖被贬到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做了个典史，之后辗转到山城遂昌，他满怀着一腔爱国忧民的热情，要把这座“斗大县”作为实现政治抱负和改革吏治的实验地。
　　汤显祖对官宦世家及其不法子弟不徇私情。他发现项家子弟仗势拒交赋税，即写了《复项谏议徽赋书》给项应祥，毫不留情地提出“足下家税所负”必须按期上缴。他在信中还指出“贵据家术横往往而有不治不止”。
　　汤显祖对从上面或外地来打秋风捞油水的官吏深恶痛绝。当时做县官不能全靠薪俸，从诉讼中接受贿赂是不可少的收入来源。而汤显祖是一个“于禄固无所爱”的人，对正当的清俸尚且不爱，更不会去借诉讼而肥己。例如，一个叫王伯皋的人要来捞油水，汤显祖写信婉拒说：“今岁讼裁五十余，而三食故人，食者踵至，何以待王先生。”再说说采矿之事。明神宗朱诩钧看到国库空虚，就派宦官借采矿开矿为名，滥租矿税敲诈勒索，大肆搜刮民财。作为小小县官的汤显祖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只能在信诗里表达自己的愤慨和反抗。在《感事》诗中说：“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嘲讽了明神宗贪婪求金、凿空山河的丑恶行径，并用战国时燕昭王筑金台招募贤士的故事，既讽刺了明朝廷排斥贤能，又揭露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贪婪成性。不久，汤显祖即学习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回乡去了。
　　4.廉洁自律
　　汤显祖廉政不仅仅停留在褒贬社会风气上，更在于它能严格要求自身。汤显祖有着“万物惟清者贵”的明确观点，这是汤显祖廉政意识的主体部分。
　　汤显祖的这一观点无疑是说，作为官员，没有什么东西比“清”更宝贵、更重要了。在这里，“清”可以理解为清远、清惠、清廉、清苦等。汤显祖自号清远道人，“清远”是指一个人的志向和抱负应远大但不求名利。“清惠”是指为官施政时应该有一心为民的情操，能以惠德使民富足。正如汤显祖自己所云：“惟清惟惠，可以富民。能富其民乃以见思。”“清廉”是清白廉洁之意，指为官者应品行正直、不贪图钱财。“清贫”与“清苦”则是说为官者在为百姓造福时，应先有奉献精神。按汤显祖的理解，即“天下太平，必须不要钱，不惜死”，“贫而仕，仕遂不贫”。这种奉献精神，与古人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内涵是一致的。
　　汤显祖从政以“清”为贵的意识，可以用“爱人”和“自爱”两个词来概括，其理论上来源于儒家学说中的“仁者爱人”、“君子之道则爱人”的观点。汤显祖对此加以发挥，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成身”，更强调“道体冲明，诸惟自爱”，强调“人爱不如自爱”。汤显祖将这些意识融入到了政治实践中，并作为生活的准则。他在遂昌实行清惠之政，又保持自身廉洁，“在平昌四年，未尝拘一妇人，非有学舍、城垣公费，未尝取一赎金。此又可质父老子弟而无择言者也。”
　　汤显祖离任后，遂昌人民为他立生祠，加以怀念。为此，汤显祖发出“平昌祀我，我以何祀平昌”的感叹。当他“自平昌赤手归，橐不名一钱”而辞官归里，仍一如既往，保持着清白廉洁之身。他“家居二十年，杜门清啸，日以文墨自娱”，但却“不自言贫”，且“争人之难甚于己。即有弗逮，必旁宛助之，不以贫无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