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万历二十一年

记者 张巧燕 摄

□范军

一

公元1593年是怎样的一个年头呢？

它是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这一年，有两位名人去世了，李时珍和徐渭。另一些名人不约而同地出世——洪承畴、孙传庭、周延儒等，他们注定要在大明王朝未来的舞台上，演绎一曲曲悲欢离合的戏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明帝国在起承转合的历史规律下，还在循规蹈矩地行进着，虽然前途未卜。这一年，意大利人伽利略发明了气温表。而在英国，“只懂得一点点拉丁文和很少的希腊文”的29岁“屌丝”青年莎士比亚写下两部作品：《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驯悍记》。他更为知名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要在第二年才开写。众声喧哗中，明帝国一个失意的中下层官员在这一年来到了遂昌。他便是43岁的汤显祖，刚从广东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县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职。汤显祖在徐闻做典史大约两年时间。典史又叫添注，是个编制以外的官员，并不分管具体事宜，可谓体制外临时工。而在两年前的万历十九年，汤显祖还是一个官居六品的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如果不上奏那篇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的话，此人极可能被首辅申时行、次辅张四维等人保举参选为庶吉士而入选翰林院，日后成为一名内阁大学士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汤显祖注定要在万历二十一年来到遂昌。此前，他在两千多字的《论辅臣科臣疏》中说：“首辅申时行执政，柔而多欲，任用私人，靡然坏政。请陛下……严诫申时行反省悔过。”又说：“言官中亦有无耻之徒，只知自结于内阁执政之人，得到申时行保护，居然重用。”汤显祖认为，皇上执政二十年，前十年张居正把持朝政，后十年申时行专权误国，二人虽性情不同，但结果一样，都以个人的意志结党营私。在当时，这实在是惊世骇俗之言，它不仅得罪了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也让万历皇帝龙颜大怒。汤显祖对万历皇帝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前十年被张居正所误，后十年被申时行所误。果真如此的话，皇帝的英明、伟大、正确到哪里去了？由此，一道圣旨将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徐闻县为典史。一年之后，汤显祖虽然遇赦，调回浙江遂昌任知县，可情形却好不到哪里去。当时的遂昌虽然是个县，却是处州府下GDP差不多最弱的一个县。面积小得可怜，“斗大小县”，地理位置偏僻，处于“万山溪壑中”。由于“学舍、仓庾、城垣等作俱废”（《汤显祖诗文集》），以至于这个地方“赋寡民稀”，老虎和盗贼竟相出入民舍，其蛮荒程度，与徐闻县差不了多少。

这其实还是一种变相的流放。从一处偏僻移至另一处偏僻，从地理蛮荒到心灵蛮荒，皇帝仿佛在报复汤显祖，试图从肉体到心灵都摧毁他。毫无疑问，汤显祖面临着一场挑战。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仕途中人早在21岁时就中了举人。如果他是蝇营狗苟之辈的话，本可以在1577年（万历五年）、1580年（万历八年）有两次机会得以高中进士，条件是和当朝首辅张居正合作，掩护他那几个不学无术的儿子取中进士。因为在当时，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一个是汤显祖，另一个是沈懋学。张居正的想法是让汤显祖和沈懋学等人与他儿子同时上榜，成为进士科的同年，以掩人耳目。沈懋学照这个法子做了，得以高中，但是汤显祖没有。虽然张居正的叔父在这场交易展开之前曾经屈尊到汤显祖家中，与他商谈合作细节，但汤显祖却拒绝了这场看上去可以取得双赢的合作。他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汤显祖这句话事实上暴露了他的性格或者说命运的密码。性格即命运。如果不肯同流合污，那命运大抵是要形单影只的。汤显祖最后之所以以半隐居的方式从官场后撤，以文学滋养自身，为其心灵转场的支撑点，这背后的逻辑关系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拒绝跟张居正合作，自然也会拒绝跟张四维、申时行合作，这种合作有违程序正义。张居正死后，坐上了相位的张四维、申时行也曾尝试诱以翰林的地位与汤显祖展开交易，汤显祖都不愿意走捷径。直到34岁之时，汤显祖才以一个非常低的名次中了进士，从而展开其无人喝彩的仕途之旅。从举人到进士，汤显祖拒绝诱惑，孤孤单单地走了13年，最后才勉强以一个七品官的身份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南京的文化气场很强大，作为明帝国的留都，南京的官员们多无实权，他们或放浪形骸，或曲径通幽，试图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挤进国都权力场，来体会权力带来的实惠与荣光。但汤显祖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他与当时南京的徐霖、姚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等戏曲名家展开切磋，行诗词唱和，活得不亦乐乎。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汤显祖为什么会在万历十九年上奏《论辅臣科臣疏》，或许能读出其背后的性格基础与逻辑基础——书生论政，是不屑于在人情世故上做什么文章的。

所以，在个人命运的曲线图上，汤显祖注定要在万历二十一年来到遂昌。而当时的遂昌，显然没有做好拥抱汤显祖的准备。事实上，她也不可能拥抱任何人。在浙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的遂昌，历来不是权力中心所关注的。遂昌只是浙江处州府下若干个偏远小县之一，即便是处州府，也远不如当时的婺州（金华）府、温州府在政治版图上来得重要。所以汤显祖在万历二十一年目击遂昌时，所看到的“学舍、仓庾、城垣等作俱废”场景，实在是明帝国疏于治理的一个证明。明帝国版图太大了，需要重点治理的地方又很多。或许在皇帝眼里，像徐闻、遂昌之类的地方，本来就是作为被贬官员流放的场所，越荒凉越好，遑论治理。

万历二十一年，汤显祖43岁，如果以人生七十古来稀来衡量，他的人生早已过半。在不惑之年与知天命之年的夹缝中上下不靠地晃荡，汤显祖似乎依然不愿意世故。在发现了遂昌的山水之美后，汤显祖开始了他的心灵放逐。妙高山、含晖洞、青城山、小洞峰（大峰岭）、东梅岭、唐山寺等，汤显祖一一体会山水的静美无言。当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汤显祖不敢将大自然的静美专属于自己。在来到遂昌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三年，明末五子之一、戏剧家、诗人屠隆前来拜访，汤显祖便带着他游青城山、白马山、飞鹤山、三台寺、妙高山等遂昌美景，一一为其指点精妙之处，两人共同陶醉于山水之乐。汤显祖不仅将这份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带给屠隆，也将这快乐带给了云游至此的一代高僧达观禅师释真可，汤显祖与其同游遂昌境内的唐山寺、赤津岭等地。禅师赞叹说：“天台深处觅高人，几度登临无一身。却上唐山寺里看，池清影现妙通神。”对于汤显祖寄情于山水之间，忘却人间烦恼的行为，这位一代高僧显然是羡慕嫉妒的。他在口占《题留汤临川谣》时云：“汤遂昌，汤遂昌，不住平川住山乡。赚我千岩万壑来，几回热汗沾衣裳。”汤显祖听了，哈哈大笑，颇有拈花微笑的意思。

汤显祖在遂昌的心灵转场不仅体现在寄情于山水之间，也在于他将人生着力的重心从仕途转至文学之上。于无人喝彩之时，汤显祖实现了自我救赎。他在遂昌之时，不仅改完了完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紫钗记》初稿，同时还开始了《牡丹亭》的构思和创作。汤显祖写《牡丹亭》，正是其绝意仕途、笔耕以终老的一种证明吧。当一个仕途中人，不再关心权力场上的风吹草动，而是关心子虚乌有的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为人间至情至爱牵肠挂肚、呕心沥血之时，汤显祖显然与万历二十一年明帝国官场上其他同僚自觉地拉开了距离。他在该剧《题词》中有言：“如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表面上看，汤显祖是在研究爱情，其实质则是反程朱理学，肯定人欲，追求个性自由。这是一个官员的思想异动，是其“官非官，终去官”的心理基础。因为在当时的大明帝国，程朱理学是官场中人处事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根基，但汤显祖在遂昌却开始了静悄悄的蜕变：从官员的队伍中后撤，从世俗的评价体系中后撤，终于将自己后撤成一个品格独立之人。当然，独立的代价是巨大的。汤显祖在四十九岁时弃官回家，而遂昌终成其心灵转场的最后驿站。

二

万历二十一年，皇帝却没有完成心灵转场，依然是“心为形役”或者说“心为身役”的一个可怜人。当汤显祖在遂昌静悄悄地蜕变之时，那个著名的万历皇帝日子却过得很不爽。这一年，皇帝将他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却遭到了礼部尚书罗万化以及洶禄寺丞朱维京、涂杰、王学曾、给事中王如坚、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陛、郎中于孔谦、员外陈泰来、工部主事岳元声、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礼科给事中张贞观、国子助教薛敷教等人的坚决反对。一场关于“国本”问题的较量让皇帝心力交瘁。

事情得从12年前的那个冬天说起。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个冬日，当皇帝在慈宁宫心血来潮临幸了一个不知名的宫女之时，他不知道，明帝国的梦魇已是如影随形。这个后来被称之为恭妃的宫女怀孕了，生下皇长子朱常洛。不过在皇帝心中，那个冬夜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关于梦的结果，他倒不是很在意。彼时，围绕朱常洛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大臣、皇帝以及皇帝身边的两个女人恭妃和郑贵妃开始角力。角力的目的只有一个，谁能承继大统？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笃信嫡长子继承制的大臣们刚开始是毫无察觉的，因为皇帝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长立幼。万历十年（1582）八月，皇长子朱常洛出生之时，皇帝没什么动静。但万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之后，皇帝却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这是厚此薄彼，都说母以子贵，皇帝对朱常洵之母如此厚爱，会不会在立储问题上有重大突破呢？申时行不安了。正月刚过，二月初三日，内阁大臣申时行就向皇帝提出立储问题。立储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因关系国家存亡根本，所以称之为“国本”。申时行为了促请皇帝早立太子，举例说明本朝的先例，说“英宗二岁立，孝宗六岁立，武宗一岁即立为皇太子。”如今皇长子已经五岁了，这时立为太子，不算太早。最主要的是可以“正名定分”。名分问题解决了，朝廷的人心也就安定了。申时行如是以为。但皇帝却跟他周旋，称“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二三年后再行册立”。由此，国本问题浮出水面，众大臣人心浮动，开始了长达15年的“争国本”运动。而事后证明这样的较量，结果只有一个——两败俱伤。

万历二十年（1592），较量又一次展开，这一年朱常洛十一岁。正月二十一日，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领着六科官员给皇帝上疏，请求对皇长子进行太子养成教育。这是曲径通幽，也是变相逼万历皇帝承认朱常洛的太子身份。李献可上疏说：皇长子朱常洛当及早进行预教，不要继续禁于深宫之中。此疏一上，皇帝当然很生气。他下旨要将李献可外放，贬到地方上去，以儆效尤。但大学士王家屏拒不执行任务，将皇帝的朱批封还。与此同时，吏科都给事中锺羽正、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以及大学士赵志皋等人纷纷支持李献可，万历皇帝又一次站到了广大官员的对立面上。万历二十年的故事可以说是六年前“争国本”故事的翻版，皇帝虽然大力弹压，却是人心尽失，明帝国的断裂已是触目惊心。

也正因为如此，万历二十一年（1593），皇帝才主动出招，将他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这是以退为进，为他心仪的皇三子朱常洵上位做好铺垫。但经过几个回合之后，皇帝精疲力竭，只得宣布暂停三子并封王的举措。八年之后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十五日，皇帝在国本问题上弃子认输，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毫无疑问，在万历二十一年，皇帝是很有挫败感的。他深陷体制、礼仪、亲情与个人心灵自由的巨大悖论中难以突围，日子过得很郁闷。

三

万历二十一年，婚龄已有11年的莎士比亚婚姻生活并不幸福。他农民出身的妻子安·哈瑟维对他所谓的事业一直嗤之以鼻。儿子哈姆内特·莎士比亚8岁，对这个世界有着无限好奇。而莎士比亚来到伦敦也有六七年时间，在剧院做了一段时间的马夫、杂役后，直到三年前才有机会拿起笔，尝试为伦敦一家顶级剧团——詹姆斯·伯比奇经营的“内务大臣供奉剧团”写作剧本。此时的莎士比亚根本没有什么代表作，写出来的东西经常被那些有着牛津、剑桥背景的“大学才子”们所嘲笑。莎士比亚得到的评价通常是“混迹于白鸽群中的乌鸦”。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的莎士比亚也面临着他的人生转场。汤显祖来到遂昌，莎士比亚来到伦敦。同在人生低谷，他们都需要一场挑战，面向自己的挑战。这一年，莎士比亚写出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喜剧《驯悍记》，这部作品探索了两性关系以及爱情和金钱的价值等主题，在热闹的故事情节背后，那些带有浓厚的文艺复兴时期关怀人的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题震撼了“大学才子”们。从这一年开始，他们的嘴里再也没有冒出“混迹于白鸽群中的乌鸦”这样的字眼。莎士比亚在伦敦完成了他的自我救赎，一如汤显祖在中国遂昌所做的那样，他们都在人生困境中发现了另一个新鲜而不可能的自己。

五年之后的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在无限的心灵安宁中离开遂昌，离开仕途，开始居家潜心写作《牡丹亭》。在这个世界，他其实是不寂寞的，也不孤独的，虽然他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一个叫莎士比亚的年轻人与他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心灵起舞。而著名的万历皇帝依然在紫禁城中坐守心灵困城，无法突围，虽然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是倦怠已极，成为一个消极罢工、郁郁寡欢的悲情皇帝。汤显祖则成了人生赢家。遂昌的山水大美无言地成全了汤显祖，汤显祖的人文情怀则在五年的光阴中有意无意地滋润遂昌。历史毫无预警地在万历年间，悄然发生一段有关互相成全的故事……是为人间佳话。